訂閱投稿登陸
正在加載中...


最新目錄
中國2020年后扶貧新戰略——扶貧成就、主要目標、總體思路與政策建議
熱點聚焦
本站
發布時間:2019-12-13  發布人:本站  源自:本站
    



[摘 要]本文首先以經濟發展、綜合性扶貧政策與社會保障為三大支柱的中國特色的國家扶貧體系為分析框架,簡要總結了我國扶貧事業已經取得的輝煌成就。在此基礎上,我們設定了2020年后國家扶貧戰略的主要目標,即從數量型的消除絕對貧困人口轉向高質量扶貧。為了實現此目標,我們結合中國減貧實踐與經驗,以貧困標準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為主線,提出和分析了2020年后“鞏固、調整、充實、提高”的國家扶貧總體思路。最后,我們提出2020年后中國將進入扶貧5.0版,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扶貧;貧困發生率;貧困線;扶貧新戰略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但取得了經濟增長奇跡,同時也取得了世界發展史上的“減貧奇跡”。2020年,中國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消除全部貧困人口的重要目標,這是中國反貧困事業的重要里程碑。2020年消除全部貧困人口的目標,是指在高于國際絕對貧困線的標準之上消除絕對貧困現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2020年后我國不存在貧困問題,而是意味著要在此基礎上繼續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綜合生活水準,從消除數量型絕對貧困轉向高質量扶貧。這是由當前以及未來我國發展階段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發展階段做出了科學判斷: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其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2020年后中國如何推進高質量扶貧既要有歷史的視角,又要有辯證的視角,更要有創新的視角。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就是要深刻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反貧困的成功經驗;從辯證的視角來看,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總會有一部分個體因為各種原因導致的脆弱性而陷入貧困狀態,而消除脆弱性比消除收入貧困更困難;從創新的角度來看,在不同發展時代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標準是不同的,人們對于貧困的理解和感受也是不同的,這就要求與時俱進地推進扶貧事業的目標調整以及完善相應的扶貧制度體系。因此,盡管2020年中國的全部貧困人口將脫離絕對貧困,但是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也決定了扶貧事業仍舊是2020年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那么,如何設定后2020年的國家扶貧事業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標?以及如何在制度安排上保證基本目標的實現?這是本文致力探討的兩個問題。

二、扶貧成就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扶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減貧奇跡”。這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從減貧人口數量來看,中國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按照2010年國家貧困線標準,在2018年已經下降到2018年的1.7%,基本接近2020年消除全部貧困人口的目標。按照1.9國際美元/每人每日支出的標準來看,中國也屬于同等收入水平國家中貧困發生率較低的國家。中國的扶貧成就還體現在農村貧困深度的顯著降低。貧困深度反映了貧困戶的收入和貧困標準的差距,測度貧困深度,反映了扶貧質量的變化。按照世界銀行1.9國際美元的貧困線標準估算,1990年中國的貧困深度為24.4%,2010年下降為2.7%,而2014年進一步下降到0.3%。[1]由此可見,在貧困發生率不斷下降的同時,貧困人口的整體收入水平也顯著上升?傮w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我國取得“減貧奇跡”的根本性支柱。

其二,中國的國家扶貧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成熟制度化扶貧體系,這是中國取得“減貧奇跡”的另一大支柱。[2]從中國的國家扶貧體系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時期經歷了四個階段,形成了具有階段性特征的四個版本。1978-1985年是中國扶貧體系的1.0版,這一階段主要依靠經濟發展與低水平的社會救助(包括定期定量的救濟和農村五保供養),扶貧的目標是消除饑餓問題。1986-2000年是中國扶貧體系的2.0版,這一時期開啟國家層面的制度化扶貧開發,包括1986年成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和1994年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其目標是在2000年底實現基本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2001-2012年是中國扶貧體系的3.0版,開啟了新世紀綜合減貧戰略,國家扶貧行動更加體系化、多元化、精準化,扶貧標準顯著提高。①2013-2020年是中國扶貧體系的4.0版,這一階段突出地體現為以“精準扶貧”為主要思路的扶貧攻堅戰略,扶貧體系著眼于“兩不愁,三保障”的多維減貧目標,把開發性扶貧和社會保障扶貧結合起來,并且把消除全部貧困人口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領域?傮w來看,在不同發展時期,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各級地方政府負責統籌實施、各類企業和社會組織廣泛參與的全社會、全覆蓋、全方位的扶貧工作體系,形成了以經濟發展為基本動力、以綜合性扶貧政策為合力、以社會保障為托底的中國特色國家扶貧政策體系。(① 2008 年和2010 年兩次大幅度調整國家貧困線,設立了高于國際絕對貧困線標準的國家貧困線標準。)

三、主要目標和總體思路

2020年后,在實現消除全部絕對貧困人口的基礎上,國家扶貧戰略的主要目標將從數量型的消除絕對貧困人口的目標轉向高質量扶貧。這仍然涉及到貧困線標準的設定和國家扶貧體系建設?傮w來說,2020年后國家扶貧的總體思路是“鞏固、調整、充實、提高”!办柟獭笔侵咐^續鞏固2020年消除全部絕對貧困人口的成就,防止貧困人口返貧;“調整”是指基于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調整貧困線標準;“充實”是指充實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長的保障機制;“提高”是指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精準扶貧的精準水平。

首先,2020年全部貧困人口脫貧的成就需要進一步鞏固。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減少到2018年底的1660萬(相當于天津市的人口規模),平均每年減少1393萬。這一減貧成就是在國家“精準減貧”戰略的推動下取得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精準減貧”有助于減少公共扶貧資金在使用中存在的“精英俘獲”現象。[3]“精準減貧”戰略強化了各級政府的減貧責任,特別是基層政府的責任。[4]部分地區為了提早實現脫貧目標,在實際扶貧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采用“運動式治理”思路,即通過短期加大扶貧投入幫助貧困人口脫貧。在推進精準減貧過程中,運動式治理清理了常規治理長期形成的積弊,明確扶貧資源的分配規則,重申了國家政策和法律的底線。[5]然而,這種模式能否使脫貧人口實現持久性脫貧仍舊面臨挑戰。[6][7]此外,2019年和2020年兩年平均每年還要減少800萬以上貧困人口。這部分貧困人口集中分布在14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涉及300多個深度貧困縣。其中,“三區三州”地區2017年的貧困發生率達到14.6%。這些地區是地理性貧困、生態貧困、人類貧困整體突出的地區,是目前脫貧攻堅的“硬骨頭”。這些地區即使在2020年實現脫離絕對貧困,但是自我發展能力仍然薄弱,縮小與其它地區的發展差距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鞏固這些地區的扶貧成果任務仍然是相當艱巨。[8]

在“三區三州”地區中,要特別關注少數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的扶貧問題!叭齾^三州”地區有很大一部分是少數民族地區,邊疆貧困地區也多數是民族地區。這些地區多數自然條件惡劣,有著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9]教育水平相對落后,致貧原因復雜。[10]特別是新疆、西藏等邊疆民族地區還肩負著反分裂斗爭和反“三股勢力”破壞、加強民族團結和宗教事務治理、維護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加強環境保護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等重大責任。[11]此外,邊疆貧困地區也是國土守衛的最前線、擁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必須在政治上高度重視這些地區扶貧工作。[12]盡管這些地區往往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條件差,但難以實行易地扶貧搬遷。因此應當針對這些地區貧困的具體狀況,采取開發式扶貧、教育扶貧、最低生活保障覆蓋等綜合扶貧手段。

其次,調整現行的國家貧困線標準以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的發展階段。2018年10月世界銀行制定了3個貧困標準:一是每人每日支出1.9美元(按照2011年購買力平價的國際美元),作為絕對貧困的國際貧困線;二是每人每日支出3.2美元,作為中低收入國家的國際貧困線;三是每人每日支出5.5美元,作為中高收入國家的國際貧困線。我國現行國家農村貧困線標準是2011年(按照2010年不變價格)的人均年收入2300元,這個標準也是我國首次與國際標準接軌。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標準是收入標準,不同于世界銀行基于每人每日支出水平而設定的貧困線標準。但是,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中國不同口徑的貧困發生率比較,我國的國家貧困線標準還是高于世界銀行絕對貧困線標準。然而,也必須看到世界銀行1.9美元的標準是2015年根據15個最窮國的平均標準設定的,是一個較低的貧困線標準。按照世界銀行收入組劃分,我國在2012年已經成為中高收入國家。2018年,中國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匯率法),并且已經有7個省區(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廣東)的人均GDP水平已經超過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組的門檻值;而且,人均GDP最低的省區也超過了世界銀行定義的中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預計,中國將在2025年左右整體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13]隨著中國逐步邁向高收入國家,現行國家貧困線標準已經與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實際上也低于廣大老百姓所認知的貧困線水平。因此,現行的國家貧困線標準不符合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應當在2020年后進一步提高國家貧困線標準,而世界銀行的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國際貧困線標準為我國未來重新設定貧困線標準提供了依據。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在2025年和2030年分別可以按照世界銀行的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貧困線標準實現全部脫貧。我們可以從不同標準的減貧速度(即貧困發生率的下降速度)和貧困深度變化進行說明。首先,中國呈現較高的減貧速度,顯著快于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按照3.2美元的標準,我國貧困發生率從2002年57.9%降至2015年7%,平均每年下降3.9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會降至2%以下,2025年完全可以實現按照這一標準的全部脫貧。按照5.5美元的標準的貧困發生率,我國從2002年的80.7%降至2015年的27.2%,平均每年下降4.1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會繼續下降至15%以下,預計到2025年降至5%以下,到2030年基本上可以按照此標準實現全部人口脫貧。


image.png


其次,按照不同的國際貧困線標準,中國的貧困深度均呈現快速降低的趨勢,反映了減貧質量較高,減貧的動能足。例如,以3.2美元為標準,中國的貧困深度從1990年的47%下降到2.15年的1.4%,明顯快于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下降幅度;以5.5美元為標準,中國的貧困深度從1990年的67.3%下降到2015年的7.8%,也明顯快于兩類收入組的平均下降幅度。此外,從3.2美元和5.5美元的貧困深度值來看,低于貧困線的群體相對于貧困線的深度均較低,2015年分別為1.4%和7.8%。這也表明,如果中國繼續發揮現有扶貧體制優勢,完全可以在2025年和2030年分別實現世界銀行3.2美元和5.5美元貧困線標準的全部人口脫貧。


image.png


第三,充實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保障機制。農村低收入人群的持續收入增長是未來我國扶貧工作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如果按照世界銀行3.2美元的中低收入國家貧困線標準(對應于2018年價格水平的4971元人民幣),高于2018年農村居民低收入戶的平均收入水平(為3666.2元);①如果按照世界銀行5.5美元的中高收入國家貧困線標準(對應于2018年價格水平的8545元人民幣),接近2018年農村居民中等偏下戶的人均收入水平(為8508.5元);但都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水平(為14386.9元)。因此,我國未來如果要按照3.2美元和5.5美元的貧困線標準實現全部人口脫貧,重點還是在農村地區。(① 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是按照支出標準測算的,即以每人每日支出的國際美元值設定貧困線。中國的國家貧困線是按照收入標準測算的。盡管兩個標準不同,但是考慮貧困人口的低儲蓄率,兩者差別不會太大。)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農村低收入群體仍舊面臨著收入增長不穩定、收入增長速度低于高收入群體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五等份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計算,2014-2018年期間農村居民的低收入組人均收入增長率不穩定,其中2014年和2016年呈現負增長,五年的平均收入增長率為3.09%,顯著低于高收入組的7.85%。此外,高收入組和低收入組收入比率從2013年的7.4倍上升到2018年的9.48倍,收入差距不僅巨大而且在拉大。因此,2020年以后中國的扶貧工作應當重點關注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問題,在保障脫離絕對貧困人口不返貧的基礎上,保障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長,這也是縮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方面之一。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我國在減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在縮小收入不平等方面仍舊任重道遠。[14]改革開放后的40年,前30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后10年的收入差距維持高位徘徊,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仍處在較高水平。[15]

第四,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精準扶貧的精準水平。貧困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低往往與家庭無勞動能力、無收入人口比重高有關。因此,按照較高貧困線標準實現貧困人口脫貧需要提高最低生活保障人群的保障水平,這有賴于我國低保體系的總體投入水平和低保人群的精準識別。我們可以用各地區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各類貧困線的比率來衡量低保保障能力。按照不同的國際貧困線標準(見表3),2016年我國各地區城鄉低保標準基本上都接近或高于1.9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按照3.2美元的標準,2016年各地農村低保標準均超過3.2美元標準的60%以上,各地城市的低保線均超過了3.2美元標準;按照5.5美元標準,2016年各地區城市低保標準大多都超過了國際貧困線的60%,但是很多農村地區仍低于40%。我們預計到2020年,大多數地區農村的低保標準可以接近3.2美元的標準。主要原因如下:其一,2016-2020年中國的GDP規?梢蕴岣25%;其二,低保人群的規模逐步降低;谶@兩個原因,即使城鄉低保的財政投入相對于GDP規模的比例不變,農村居民人均低保收入仍舊可以顯著上漲,從而在2020年接近或達到3.2美元的標準。進一步來講,我們預計各地城市低保標準在2025年可以達到5.5美元的標準,各地農村低保標準在2030年可以達到5.5美元的標準。因此,隨著2025年左右中國將整體上實現從中高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2025年可以實現3.2美元國際貧困線標準的全部貧困人口脫貧,以及2030年實現5.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的全部貧困人口脫貧。

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作為社會救助制度存在的,這是因為任何社會都存在無勞動能力或獲取收入能力低下的人群,這項制度對于扶貧事業將長期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該制度的有效運行,除了與國家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投入水平有關,還與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有關?傮w來看,隨著我國精準扶貧工作的推進,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已經具備較好的制度運行基礎。截止2018年底,全國所有縣(市、區)的農村低保標準動態達到或超過國家扶貧標準,1812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納入社會救助兜底保障。①如果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能夠全面覆蓋現有農村貧困人口,2019年和2020年通過社會保障兜底完成2020年全部貧困人口脫貧的攻堅戰基本可以完成。[16]按照“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消除這些貧困人口必然要求“精準扶貧”實施得更加精準,減少形式主義,并且需要各級政府加大針對這些貧困人口扶貧力度。[17]特別是“三保障”的基礎需要長期夯實,即2020年應當保障現有扶貧工作機制和社會救助兜底不缺位,持續跟蹤短期內脫貧人口的生活狀況,扶貧資金使用更加精準,降低脫貧人口的脆弱性。(① 2019 年2 月21 日,民政部部長黃樹賢在會上通報2018 年民政工作情況公布的情況。)


image.png



四、政策建議

2020年后,中國將進入扶貧5.0版(2020-2030年),體現為高質量扶貧,即建立更高的扶貧標準和更加完善的扶貧制度體系保障,在新時代推進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社會基礎;谝陨嫌懻,我們給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鞏固2020年全部消除貧困人口的成果。2020年后,保持現有扶貧工作機制,進一步加強扶貧開發工作機構、工作隊伍,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繼續加強全國及各地對口幫扶的綜合扶貧體系,加強幫扶力度。主要扶貧方略仍然是以精準扶貧為主要思路,開發式扶貧和內源式發展相結合,扶貧到村、到戶、到人;诰珳史鲐毜墓ぷ骺偹悸,持續監測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低收入人群的生產生活狀況和公共服務水平。此外,南疆、西藏、四省藏區和滇西邊境地區既是少數民族人口聚集區,又是邊疆地區,對于守衛國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雖然這些地區整體的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條件較差,但不要輕易實行易地扶貧搬遷,應當長期實施中央援助和對口援助,保障這些地區的人民生活條件不斷改善。

第二,充實低收入人群的能力建設。充實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長的保障機制主要是面向具備勞動能力的低收入人群。要特別關注低收入的農村地區。結合鄉村振興戰略,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重點關注低收入家庭(包括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收入戶)的持續收入增長問題,并不斷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在扶貧政策取向上,從收入脫貧到能力脫貧,特別是提高低收入地區和低收入人群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特別是要注重通過提升基礎設施、教育和衛生發展以及社會保障,降低脆弱性和提高人力資源開發水平,實現從數量型脫貧到質量型扶貧。

第三,調整國家扶貧線標準。參照世界銀行提出的國際貧困線標準,提高現有國家扶貧標準。我們建議后2020年的減貧目標為:第一步在“十四五”時期參照世界銀行3.2美元的中低收入國家貧困線標準作為國家貧困線,實現到2025年全部消除按照此標準的貧困人口;第二步在“十五五”時期按照世界銀行5.5美元的中高收入國家貧困線標準,到2030年全部消除按照此標準的貧困人口。參照這兩個標準的減貧速度,我們認為實現兩個目標基本可行。從這個意義上講,“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間仍是中國扶貧的重要時期,要在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為主要目標的數量型減貧的基礎上,實現更高標準、更高質量的針對低收入人群的質量型扶貧。這將意味著,我國將為國際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減貧目標,特別是3.2美元和5.5美元減貧目標作出最大貢獻。

第四,提高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以及精準扶貧的精準度。2020年后把國家貧困線標準和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相統一,不斷提高最低保障水平。2020年以后,可以考慮依據不同地區實際生活成本設定多樣化的低保標準,逐步實現國家最低標準和地區多樣性標準的結合。與此同時,要求各個地區的低保標準設定動態化,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2020年后高質量扶貧的重要支柱是提高精準減貧的精準度,這是決定高質量扶貧的關鍵因素,重點是加強低收入人群的監測與保障。重點人群包括無親屬供養來源的農村老人、農村低收入家庭的貧困兒童、單親低收入家庭兒童、無勞動能力及缺乏供養來源的殘疾人。針對這些人群要不斷夯實和提高農村新農保制度和最低保障制度。

把農村老人的生活保障問題作為農村扶貧工作的重點。中國的老齡化是不可逆轉的人口趨勢。按照65歲以上老年人計算,2017年全國老齡人口比重達到11.4%。根據聯合國人口預測,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提高至17.1%(涉及人口規模為2.5億左右)、2035年將提高至20.9%左右(涉及人口規模為3億左右)。其中,到2030年,65歲及以上的老人有三分之一以上將居住在農村地區,規模超過8000萬。2021-2030年期間既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也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農村發展的最大挑戰是人口總體老齡化和農村年輕人口進城共同導致的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了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新農保制度,但目前的保障水平總體來說還不足以覆蓋農村老人基本生活支出的需要,農村老人的收入保障直接關系農村老人的貧困問題,應當予以高度重視。因此,要不斷夯實新農保制度,不斷提高繳費水平和保障能力,同時把最低收入保障結合起來。此外,不僅要保障他們的基本支出需求,同時也要把農村老人的醫療保障、基本生活護理和精神慰藉作為鄉村振興計劃的重點內容。

不斷提高殘疾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估算,2010年我國殘疾人口總數為8502萬,其中重度殘疾為2518萬。保障殘疾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也是2020年后助貧工作的重要內容。要針對重度殘疾、無就業能力的殘疾人進行重點監測,并且在低保標準的基礎上,加大政府的保障水平,同時積極統籌社會資源,保障無親屬供養、無收入來源的殘疾人的基本生活保障。

繼續加大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的義務教育、營養和健康保障水平。根據《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8》,2017年17歲以下青少年兒童貧困發生率為3.9%,2016年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約為902萬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已經成為我國人口發展最重大的問題,直接關系到未來總體人口素質問題,應當給予高度重視。關注這一群體的發展有利于阻斷和預防貧困代際傳遞。兒童貧困即是貧困代際傳遞的結果也是重要原因。所以,要特別引導社會力量加強對低收入家庭里孩子的教育和互動,以此來增加孩子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給孩子塑造一個更加良性的和包容的生長環境。

第五,制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21-2030)》;凇办柟、調整、充實、提高”的扶貧工作思路,我們建議2020年完成制定第三個跨越十年的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即《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21-2030)》。2020后,不斷完善有中國特色的扶貧制度,保持助貧工作的連續性、動態性、可持續性。對低收入及無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和發展支持在政策上不缺失,在支持力度上不斷加大,滿足他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內在要求。這需要繼續發揚原有扶貧體系的制度優勢,進一步整合全社會資源,構建國家助貧、產業助貧、社會援助三位一體的國家低收入人群保障工作格局,構建助貧發展的長效機制。



[參考文獻]

[1]楊驊騮,周紹杰,胡鞍鋼.中國式扶貧:實踐、成就、經驗與展望[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6).

[2]張騰,藍志勇,秦強.中國改革四十年的扶貧成就與未來的新挑戰[J].公共管理學報,2018(10).

[3]邢成舉,李小云.精英俘獲與財政扶貧項目目標偏離的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3(9).

[4]王雨磊.村干部與實踐權力——精準扶貧中的國家基層治理秩序[J].公共行政評論,2017(9).

[5]魏程琳,趙曉峰.常規治理、運動式治理與中國扶貧實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0).

[6]周雪光.運動型治理機制: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再思考[J].開放時代,2012(9).

[7]張建.運動型治理視野下易地扶貧搬遷問題研究——基于西部地區X市的調研[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5).

[8]左停,徐加玉,李卓.擺脫貧困之“困”:深度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減貧路徑[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

[9]李丹,李鵬,楊璐.民族地區精準扶貧與農村低保制度聯動研究[J].農村經濟,2017(12).

[10]王俊程,胡紅霞.十八大以來中國農村減貧:成效、問題與策略——基于西南邊疆民族貧困地區的實地考察[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6).

[11]王延中,寧亞芳.新時代民族地區決勝全面小康社會的進展、問題及對策——基于2013-2016年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問卷調查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8(1).

[12]丁忠毅.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邊疆治理的重要論述研究[J].社會主義研究,2019(1).

[13]人民網.中國將在2025年左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11/

c1001-27140707.html

[14]張延群,萬海遠.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決定因素和趨勢預測[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3).

[15]李實,朱夢冰.中國經濟轉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J].管理世界,2018(12).

[16]Zhu M,Li S:The Key to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Rests in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Impoverished Po-pulations—An Analysis of the Targeting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ural Dibao Progra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9(2).

[17]戴晉媛.基層扶貧中形式主義的產生機理及其糾治[J].領導科學,2019(2).



作者:周紹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情研究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楊驊騮,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情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員;張君憶(通訊作者),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關于雜志  |  聯系我們  |     |  網站地圖
版權所有:中國行政管理雜志社 京ICP備:06058857號  京公網安備:110102004816
本網站所有內容屬中國行政管理雜志社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自2013年5月16日起計數)

人妻共享互换,国产亚洲日韩在线播放不卡,YY8098影视理论,欧美亚洲日本日韩在线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